胡海（~）
年6月间，胡老总编辑去世，至今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的心头，与他相处的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年走进陕西人民出版社大门的。从这一年起到年胡总编辑调任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10年间，我与他有过一些接触，但对他在这10年前的经历却一无所知，我是通过责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大事记（~年）》一书才对他有了较多了解的。
胡总编辑是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元老。他年任西北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前身）期刊部（《人民西北》杂志）副总编辑；年任西北人民出版社期刊编辑室主任；年任西北人民出版社图书期刊编辑部主任；年，西北人民出版社改组为陕西人民出版社，胡总编辑为笫一任社长；年，主动让贤，放弃了社长职务改任总编辑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与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受到冲击而靠边站；年任陕西省出版局编辑组副组长（局社合一体制）；年恢复了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职务。截止年，他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了30多年，德高望重，人格如金，为党的出版事业和出版社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勤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胡海同志在任总编辑期间，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接地气、反映时代特点的优秀图书，如《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讲话》《中共党史人物传》（~年出版了1~6卷）《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回忆杨虎城将军》《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年修订版）《在和平的日子里》《狠透铁》《创业史》《梁秋燕》《烽火春秋》《一月九日》《王老九诗选》《半坡氏族公社》《西安历史述略》《鲁迅研究丛书》《古汉语虚词词典》《常用文言虚词词典》《古汉语通假字字典》《针眼里逃出的生命》《铁道小卫士》《可爱的祖国丛书》《自然科学知识丛书》《农业科学技术手册》《陕西林木病虫图志》《种子和育种知识》《拖拉机电器设备》《工厂常用自控设计手册》《无线电通讯知识》，等等。这些图书的编辑出版，为我国的历史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添了砖补了瓦；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总编辑在主持编辑出版图书的工作中，有四个显着特点，即:
(一)始终坚持党的出版方针，紧紧围绕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出书。如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出版了《农业合作化课本》《高级农业社会计教材》等；为了响应中央关于扫盲号召出版了《农村扫盲课本》(一、二册)《农民识字课本》等；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出版了《梁秋燕》等。再如，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加强农业的指示，出版了《西北地区农业稳产高产经验介绍》《陕西省主要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志》《小麦栽培知识》《棉花栽培技术手册》《果树栽培学》《畜牧兽医手册》《怎样种大白菜》等一大批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图书；为了宣传向雷锋同志学习，租型出版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等。又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反腐倡廉出版了《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讲话》《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共党史人物传》等；为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十个“要不要”——把“四人帮”在经济战线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农村经济政策讲话》《论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答》等。这些图书都宣传了正能量，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痴心不改，坚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出版社编辑人员进行图书选题策划的基础，是编辑人员的必修课。胡总编辑深谙此理，始终坚守了调查研究这一党的优良作风。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胡总编辑几乎每年都组织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到农村、工厂、机关、学校做调查研究，为策划图书选题收集信息。而且他本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为了宣传农业合作化，他与有关编辑人员深入长安县王莽村调查互助组发展情况。回社后，由他主要执笔和一位编辑合写了《组织起来的王莽村》一书，并出版发行。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风还在刮，雨还在下，刚刚任职陕西省出版局编辑组副组长的胡海同志，历经风雨，痴心不改，仍然坚守着调查研究这一优良作风。
胡海同志旧照
我从年进入出版社到胡总编辑年离开出版社，总共与他有过三次交往，而巧合的是其中两次都是搞调查研究：
一次是年5月中旬，出版局领导小组确定由边春光（局领导小组组长）、胡海、刘善继、朱玉、赵岗、宋怀林和赵炳坤等七人前往汉中地区西乡县参加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和《金光灿灿的路》一书首发式座谈会。会后，一部分人到武汉等地的出版社访问、学习，胡海同志和我前往汉中地区（现为汉中市）。在这里，胡海同志的任务是商调靳翰恢同志重回出版社工作，但他念念不忘调查研究。其间，他带领我到南郑县调查农村对图书的需求状况。此时，正是汉中地区碾打小麦的时节，他与我到一户人家的碾麦场，一边帮助人家干活，一边做调查研究。碾麦场上只有一位50岁上下的妇女在干活，我因为刚到出版社不久，搞调查研究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老虎吃天不知如何下爪，加上有领导在场，只能识趣地洗耳恭听。胡海同志当官不像官，穿着朴素，干活不怕脏和累，亲和力强，很快就与这位妇女拉近了距离，在无拘无束中开始了调查研究。他以拉家常的口吻向其讨教，问她家有几个孩子，都上学了没有，平日里孩子们都喜欢看些什么书，从你这个大人的角度希望看些什么书，等等。对此，该妇女大都给予了回答。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到中午。农村没有饭馆，我俩只好在该妇女家就餐。饭后，我们要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交粮票和钱，起初这位妇女坚决不肯接收，说：“你们两个人给我家干了一上午的活，按理应该给你们付工钱，吃顿便饭算什么，我收了你们的粮票和钱，于心何安！”胡海同志向其解释道：“给你家干活是我们自觉自愿的，给你交粮票和钱，这是国家规定，你不收下，就会使我俩犯错误。”听了胡海同志的解释，该妇女最终才不太情愿地收下了粮票和钱。见微知着，这件事虽然算不上大事，但却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的高贵品德和严格自律。这件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以至成了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效仿的榜样。
另外一次是年，为了给社里编制年的图书选题计划做准备，胡海同志以出版局编辑组副组长的身份率领杨健禧和我赴关中西部的宝鸡市、陇县、千阳县等地的农村、厂矿、学校和书店进行调查研究，历时14天。这次调研涉及的范围广、单位多，收集到了大量图书市场的信息，了解了农民、工人、学生对图书出版的诉求，达到了调研的预期目的。同时，这次调研也十分辛苦。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差，不少地方不通公交车，我们只能靠步行；吃饭无定时，有时错过了饭馆卖饭时间，只好饿肚子；住宿不论多简陋，只要能睡觉就行。作为一名50多岁的资深领导干部的胡海同志，与我们一路同行、同吃、同住，面对调研的艰辛，坦然以对，随遇而安，充分显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吃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特别令我感佩的是，在我们完成了调研任务后由千阳县向西安返程时，由于没有公交车，不得不从千阳县农村徒步向宝鸡火车站进发，途中不知是过于疲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胡海同志在过一条沟渠时突然摔倒昏厥过去，而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和杨健禧惊恐万状。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无救兵可搬。真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俩深知责任重大，十分害怕发生不测，但又无可奈何。吉人天相，老天爷长眼，正当我俩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时，他苏醒了过来。天降大喜，我俩恐惧的心情顿时松弛了下来。更令我俩没有想到的是，他苏醒过来后没有顾及个人生命安危，所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对不起，我让你们受惊吓了！”当我和杨健禧商议要为他寻找交通工具时，他断然拒绝，说：“我能走，这里连个住家户都没有，你们到哪里去找，一路上你们都很辛苦，就不要再折腾了！”我俩见他态度坚决，就顺从了他的意思，搀扶着他缓缓地走向了宝鸡火车站。胡海同志这种一事当前先替他人着想，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格精神，使我的心灵受到很大震撼，深受教育，深为敬仰。
（三）重大图书选题，亲力亲为。图书选题是出版社最重要的出版资源之一，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出版工作成败的决定因素，因此，图书选题策划具有重要意义。胡海同志作为总编辑，要总揽全社的图书选题策划，工作中他不是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事关重大图书选题，他就会亲力亲为。以《中共党史人物传》和《可爱的祖国丛书》为例：前者，是一套大型丛书，仅陕西人民出版社就编辑出版了60卷，其内容是评定党史上重要人物的功过是非。由于书稿选题重大，胡海同志给予了高度重视，年3月他亲自接手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不仅如此，为了编辑出版好该丛书，他还专程赴京参加中共党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后者，是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一套丛书，其主要内容是反映祖国的自然面貌、历史古迹和社会主义新成就。陕西人民出版社共承担了该丛书中的9种，如《美丽的青海湖》《万里黄河》《塞上明珠》《西探聚宝盆》等。作为总编辑，胡海同志参加了三家出版社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的丛书碰头会，研究了丛书组稿和编辑工作进展情况。由于他的亲力亲为和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陕西人民出版社圆满地完成了所承担的9种图书的编辑出版任务。这两套丛书出版后，多次获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精美食粮，而且为陕西省和陕西人民出版社争得了很大的荣誉。两套丛书的出版与胡海总编辑所做的工作息息相关，他功不可没，也足以体现他的远见卓识。
（四）关心职工生活，为下属排忧解难。在这方面，我认为胡海同志做得很真实，很到位。在我国，官僚主义作风在领导干部中屡见不鲜，一些单位的领导眼睛总是向上看，视群众为草芥，对本单位职工的疾苦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有困难的职工找上了门，也百般推诿，冷漠待之。作为领导干部的胡海同志则与此不同，他是主动给职工送温暖，为下属排忧解难。这里，以我和杨健禧为例：
杨健禧同志的老家在甘肃省清水县，自己的小家在西安。老家系贫困地区，家中上有高堂，下有弟、妹，生活十分困难；小家孩子多，拖累重，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胡海同志率领杨健禧和我赴关中西部做调查研究的路上，以十分关心和婉转的口气向杨健禧询问：“你的几个孩子多大了，都上学了吗？”胡海同志很体谅地对他说：“你和你爱人的那点工资，在城市里供养五个人生活和孩子上学，又要接济老家，确实困难不少。有困难解决不了，可以找组织帮助解决。”杨健禧对我说：“老胡是一位好领导！”
我是年到出版社工作的，长期与爱人两地分居，直到年陕西省出版局才决定调我爱人来出版局工作。然而好事多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许多事情都弄得颠三倒四，我爱人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县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工作，而且其职业身份是工人。这样，办理调动就产生了一个难解的结，即出版局系统没有集体所有制的单位，我爱人要调入出版局工作已不可能，只能与西安市所属集体性质的单位去交涉。可是这样做也困难重重，一则局劳资科在过往的岁月里从未与市上的集体性质的单位打过交道，不知道哪个单位需要人；二则我不是本省人，在西安市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没路子去联系单位。最终，虽然局劳资科负责人应允“试着去市上联系单位”，但自此事情就一拖再拖。面对这种状况，我如坐针毡，急得团团转，三天两头往劳资科跑，但都是大失所望，毫无结果。“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走投无路时，胡海同志主动找到了我，他说：“听说你爱人的工作调动遇到了困难，你把你和爱人的情况写一个简单的书面材料带上，我领你去见省上的一位领导，请他帮助解决。”听罢此言，我是喜出望外。记得当时已是初冬时节，刘庚副省长看完了我的书面材料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帮助解决我爱人调西安市工作的问题。于是，胡海同志和我向刘副省长告了别返回单位。时过不久，在刘副省长的关心下，我爱人就调入了西安市笫四印刷厂工作。常言道：“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爱人能调入西安市工作，全靠胡海同志的鼎力相助，没有他的牵线搭桥，我爱人就不可能调入西安市工作，我也不可能立业于出版社，我的一家人还不知道漂泊于何方！
胡海同志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者，为人忠厚，正直无私，对党赤胆忠心，为了党的出版事业，主动让贤，不当红花，甘当绿叶。他作风正派，品德高尚，人格如金。常言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可我在出版社工作多年，从未听到过他有什么绯闻，也没有听到过别人议论他的长短，可见他做人的底牌———人品有多硬。“人到最后拼的是人品”。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了守住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勤勉敬业，励精图治，把关定向，为党的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人低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对同志像春天一样温暖，对下属关怀备至，为了给下属排忧解难，屈尊求人，这在当下的中国恐怕是凤毛麟角，实在是难能可贵。总之，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榜样！（作者朱玉）
朱玉简介
朱玉，年1月30日出生，宁夏贺兰县人，中共党员，西北农学院农经系毕业。年，由兰州军区吴忠农场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从事图书编辑工作，至年10月1日退休。期间，曾于年3月至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习，年9月至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共编辑图书余种，终审书稿多种，所编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图书奖80多项；年11月至年9月任社副总编辑，年10月至年8月任社总编辑；年被授予编审职称；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年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图书编辑，年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优秀新闻出版工作者”称号，年被评为“陕西省涉台工作先进个人”；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
退休后，曾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三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年，荣获陕西省出版传媒集团颁发的“出版成就奖”；着有《编辑文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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